电视新闻媒体已经注意到，由于戴安娜王妃的惨死而给全国上下带来的悲哀情绪正在渐渐平息。那位与她离了婚的丈夫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大概可以安静下来稍微整理一下因支离破碎而满是创伤的生活了吧，至少可以有一段时间这样去做了。然而，这些类似的、但叙述角度却不同的书籍向我们表明，刚才的那个希望要落空。在《家庭：戴安娜·斯宾塞夫人奇特而孤独的童年》（威登菲尔德版，20英镑）一书中，朱丽·伯奇尔向我们预言，戴安娜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比特里克斯·坎贝尔则在她的《戴安娜王妃：性政治如何动摇君主统治》（妇女出版社，7．99英镑）一书中走得更远。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女权主义者，坎贝尔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发表对查尔斯、威廉和哈里的新颖而深思熟虑的看法。他们将所有无聊的传闻置之一边，依然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关注英国大众的“智慧启蒙和切身利益”，因而他们找到了最佳位置来发现“人类是多么美好”。
这些书既没有偏向某个读者的观点，也没有加上批判的激烈言辞，甚至根本没有举例来偏重某方面。它们只是对已经犯下的过错做一番叙述，做错的事情已经得到证实（尽管没有受到完全的惩罚），剩下需要描述的是一些较为严重的、影响极大而又极为恐怖的事情。伯奇尔的书一开始就让人无可争辩地——在序言的第一页上——将戴安娜描述为“神采奕奕”，“慈爱善良”，“美艳绝伦”，“善良、智慧、热情”而又“光彩照人的精灵”。在充满火热激情的200多页的描述之后，这位犬儒主义者（她如此自称）完全沉浸在传奇故事的回忆之中，她跨越并进入了没有男人的智慧之地，结论是，戴安娜是“整个时代所需要的哲学家式政治家，她被没有才能的精明男人们所埋没，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
戴安娜·斯宾塞的一生是一场汹涌、激烈、充满感情色彩的风暴，其间夹杂着对查尔斯王子的极度抱怨（“这个叫苦不迭的、多嘴多舌的、哼哼??的、让人痛苦的男人”）和对专制君主的一系列无关紧要的评论（“在公众生活转折处的巨大障碍”）。威尔士亲王脾气暴躁，他集男子汉的魅力和令人讨厌的性格于一身，他狡猾、敏感，对王妃的处境却有一种不明智的同情。他对其他悲剧中的主角则充满仇恨和冷酷的麻木不仁。这就是威尔士亲王。
然而，这两本书叙述的都是这一对悲剧式的威尔士亲王与王妃，他们在孩提时代的苦衷又是何等相似。他们童年的遭遇给那些不愿养育孩子的人以一个极为合适的理由。9岁时，戴安娜被送到寄宿学校，变得孤独而又敏感。伯奇尔甚至怀疑，寄宿学校是否会是又一种残忍的、自我憎恶的方式，冷酷的上层社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培养它的年轻人，使他们过一种麻木、丑陋、缺乏人情味的生活。在查尔斯的幼年生活中几乎听不到欢笑声，有的只是关于责任和规条的训诫，童年的欢乐完全被剥夺了；时而是莫名其妙的道别，时而又是战战兢兢的团聚。从照片上可以多次看到他们童年的影子。戴安娜有一张照片，是在泰姬陵前拍摄的，她独自一人，寂寞孤单。另外的照片拍下了这对夫妇默默地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尽管他们坐在一起，但中间似乎隔着一个世界。两位女作家都极擅长描述，但全面的心理表达仍然只能通过照片来完成。那是查尔斯王子5岁时的一张照片。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全神贯注。那是一次荒唐可笑而又严肃得可怕的仪式，迎接女王出访6个月归国。小王子完全被这种气氛给镇住了。他摇晃着母亲的手，那动作仿佛一只猴子。坎贝尔对此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她这样写到，作为一个孩子，查尔斯苦恼的是，他要去学会这样想：自己是为了父母而存在，而并不是与此相反。坎贝尔很清楚，在绝大部分场合，童年查尔斯的自由活动范围并不见得比童年戴安娜的要多。
坎贝尔的描述显得更为公正客观，而布切尔的则带有更多个人情感的束缚。但两个人都将那场梦幻般的婚姻描述为——尽管是以截然相反的表达方法——我们现在所选的戴安娜故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也许她们都是对的。正如伯奇尔不无沮丧地叙述的那样，查尔斯所爱恋的女人那天也在教堂里，但没有站在王子的身旁。坎贝尔则认为，人们更愿意原谅王子在这件事情上玩弄的欺骗术；事实表明，真正能够原谅他的唯一的人，现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也许是他最大的悲剧了。
伯奇尔是肯定不会原谅他的。她能够证实王妃在关于“全景画册”一事接受咨询时的情景——当时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戴安娜阵营。她写了一封祝贺信给戴安娜。“是聪颖睿智的”，戴安娜在回信中公开了此次咨询的内容。朱丽的心“仿佛僵住了，仿佛随着戴安娜去了天堂”。她坐在楼梯上号啕大哭。戴安娜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种“罗夏测试法”，用这种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审视他们自己的心灵，都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言行，都可以做出他们自己的人生总结。戴安娜的死并未止息这一方法的延续。伯奇尔和坎贝尔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因此而坚持要把戴安娜与查尔斯的悲剧故事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让后人审视再审视，以便于帮助他们发现怎样才是完美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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